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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领域“基本法”填补秩序缺失


当20多年前(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组建时,“慈善是伪善”的观念在社会上尚是根深蒂固;20年间,各类慈善组织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近年,助力于“互联网+”下的慈善募款与传播能量,更是让公益慈善行业水起风生,跨步发展;然而,与此同时,“郭美美事件”、“网络骗捐”、大基金会信息不透明问题等等丑闻也一而再的透支着大众对慈善行业的公信力。比之于2005年不到100亿的慈善捐赠总量,发展到2014年超过1000亿元,10年总盘子大了超过十倍;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我国慈善制度法规可谓姗姗来迟。
 
这部民间推动的慈善法初一面世,便引来上至全国人大内司委的法案座谈、清华北大的专家研讨,下至慈善组织的内部学习、胡同社区的沸声相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所说,慈善法开门立法的实践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动力机制,它不是环绕体制的卫星,而是以体制为中心的动力机制,形成了相互沟通和配合的平等关系;体制内力量在这种沟通和配合中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多元成长的巨大能量。
 
从目前所设计的慈善法草案规范而言,这项草案事实上涵盖了慈善组织法、行为法、慈善事业促进法及慈善的监管内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该法意图触动现有的相关法律:“这项草案势必需要与其它几项与慈善相关的法律间相互协调,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三大条例》及正在编撰的《民法典》。”所以,金锦萍认为,慈善法的定位事实上会触动多个单行税法的修改,均需加入进慈善因素的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她认为慈善法草案是慈善领域的一部基本法。
 
在信用草案中慈善法填补了慈善领域原先的部分秩序缺失。如募捐问题与志愿服务,在慈善法草案之前,全国层面尚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草案中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从视角层面,草案已填补了秩序的空白;同时草案新增了慈善信托板块,试图激活原本在信托法中规定的公益信托。慈善法草案试图改革现有的制度,在开门立法的过程中打破固有的意识。在管理体制上,草案明确了慈善组织直接登记制度;在税收政策上,打开了一个窗口与空间去规范与进一步探讨。
 
在这个基本法颁布的基础上,金锦萍认为后续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将有可能相继出台:如目前草案中,组织法的内容还有待充实,这将有可能触动社会组织法或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加速出台。另有部分规定在现有慈善法中相对笼统,还只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因而相关配套如募捐办法、慈善信托细则、或税法的相关规定将有可能被相继触动,出台或修改。
 
金锦萍认为,这项慈善法草案整体上回应了现实的需要,从立法过程和立法内容而言,亦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立法案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瑞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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